田颖发现，公司新来的保洁阿姨总在老板办公室停留很久。
直到某天她撞见阿姨从老板抽屉里拿出诊断书——上面写着“二级智力障碍”。
而老板正温柔地给保洁阿姨梳头：“姐姐，他们今天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？”
我叫田颖，是宏远建材公司行政部的一个普通主管，三十一岁，在这个城市里，像一颗拧在庞大机器上的螺丝，按部就班，不松不紧。生活是写字楼格子间里恒温的空调风，是每月准时到账的那点薪水，是父母在电话里越来越频繁的、关于“个人问题”的叹气。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，像复印机吐出的纸张，一张张模糊相似地叠下去，直到那一天，陈素云闯了进来。
严格说，她不是“闯”，她是被后勤部李姐领进来的，低着头，双手紧紧攥着那身过于宽大的蓝色保洁服下摆，声音蚊子哼哼似的：“大、大家好，我叫陈素云，新来的，做保洁。”
办公室里响起几声零落敷衍的“欢迎”，键盘敲击声很快盖过了一切。陈素云大约四十出头，或许更年轻些？说不准。脸上有种被生活反复揉搓后的滞涩，眼神看人时总慢半拍，带着点怯生生的躲闪。她干活倒是卖力，只是笨拙，擦桌子会碰倒笔筒，拖地时水桶咣当一声能把午休的人惊醒。没几天，茶水间就有了议论：“听说脑子不太灵光，李姐乡下远房亲戚，塞进来的。”“可怜倒是可怜，可别惹出什么事。”我通常不接话，只是心里那点说不清的、同为底层挣扎物的恻隐，让我在她又一次打翻废纸篓时，没有像别人那样皱眉，反而蹲下身帮她一起捡。
改变我对她看法，是从注意到她去老板办公室的次数开始。
我们老板周启明，四十岁，是这座城市白手起家的传奇之一，为人严肃，甚至有些冷硬，公司上下对他多是敬畏。他的办公室在最里间，巨大的红木门通常紧闭，象征着权威与距离。可陈素云，那个怯懦的保洁阿姨，进去的频率高得不正常。送水、收垃圾、擦拭书架……这些活计，似乎总也做不完。有一次，我加班到晚上九点，抱着一摞文件经过那条寂静的、只亮着应急灯的走廊，分明看见陈素云的身影印在老板办公室的毛玻璃上，就站在那张宽大的老板桌旁，一动不动，站了很久。她在看什么？等什么？
心里埋了根刺，再看她时，总觉得那畏缩底下，藏着别的什么东西。直到那个闷热的、暴雨将至的午后。
空气粘腻得像胶水，人心也浮着躁气。我因为一份加急的招标文件漏了页码，被项目经理当着众人面训得抬不起头，脸上火辣辣，心里却凉飕飕一片。抱着需要替换的文件，我垂头走向老板办公室，准备签字。门虚掩着，里面传出压低的人声，是周启明，但语调是我从未听过的——一种近乎诱哄的温柔。
“……姐，今天怎么样？没人难为你吧？”
没有回应。只有粗重的、不太顺畅的呼吸声。
鬼使神差，我停住脚步，从那条窄窄的门缝里望去。
陈素云背对着门，站在办公桌侧边。周启明——那个永远西装笔挺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、眼神锐利得能刮下一层冰的周启明，此刻竟微微弯着腰，手里拿着一把木梳，正一下，一下，极轻极慢地梳着陈素云干枯泛黄的头发。动作小心翼翼，像对待一件价值连城却又易碎的瓷器。窗外铅灰色的天光投进来，给他镀上一层模糊的柔边，那场景怪异得让我脊背蹿起一股凉意。
然后，我看见陈素云的手动了。她那只粗糙的、指节粗大的手，慢慢地、有些迟疑地，拉开了老板桌中间那个抽屉。她对里面的东西似乎很熟悉，略一摸索，便抽出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。她笨拙地解开绕线，从里面抽出一张纸。
周启明梳头的动作没停，甚至没有侧头去看，只是声音压得更低，带着一种奇异的张力，飘进我竖起汗毛的耳朵里：
“姐，他们今天……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？”
嗡的一声，我脑子里那根绷紧的弦断了。装？装什么？发现什么？
陈素云依旧没说话，只是低着头，看着手里那张纸，喉咙里发出“嗬嗬”的、像老旧风箱般含混的声音。她的手指抚过纸张的某处，然后，像是确认了什么，又慢腾腾地、按照原样把纸塞回去，系好绕线，将文件袋推回抽屉深处。自始至终，周启明只是专注地梳着她的头发，仿佛那抽屉里取放的不是什么重要文件，而只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物事。
那张纸，我不可能看错标题栏的格式和抬头——那是一份医疗诊断证明。而陈素云手指停留按压的位置，通常是诊断结论栏。
我猛地后退一步，后背撞在冰凉的防火门板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“谁？”周启明警觉的声音立刻传来，方才那点温柔荡然无存，瞬间恢复成冰冷的金石之音。
“我……我，田颖，送、送文件，签字。”我舌头打结，心脏在胸腔里擂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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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面静了一瞬，然后是抽屉轻轻合上的声音。“进来。”
我推门进去，手脚冰凉。陈素云已经退到了窗边角落，低着头，专注地看着自己的脚尖，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我的幻觉。周启明端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，又是那个无懈可击的周总，只是眼神比平时更锐利几分，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我。
“文件放这儿。”他指了指桌面，语气平淡。
我几乎是挪过去的，放下文件，手指控制不住地轻颤。他拿起笔，龙飞凤舞地签下名字，整个过程没再看我一眼，也没再看角落里的陈素云。直到我把签好的文件抱在胸前，转身要逃离这令人窒息的房间时，他的声音才从背后传来，不高，却每个字都砸在我心上：
“田颖，做好分内事。不该看的别看，不该问的别问。公司需要稳定，员工需要饭碗。你说呢？”
我僵在原地，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爬满全身。我没有回头，喉咙发干，只能挤出一个破碎的音节：“……是。”
走出那扇门，走进空调充足的开放式办公区，我却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，冷汗浸湿了衬衫内衬。那天余下的时间，我像个游魂，周启明最后那句话，还有那诡异到极点的画面——“他们今天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？”——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。装的？陈素云在装什么？智力障碍？可她那样子，明明就……
不对。我用力闭了闭眼。仔细回想，陈素云的“笨拙”和“迟钝”，似乎总在有人注意她的时候尤其明显。没人的时候呢？有一次我提前到公司，看见她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办公区拖地，动作虽然算不上麻利，但沉稳、有章法，甚至知道避开桌脚的网线。还有，她偶尔看向周启明时，那飞快掠过的、复杂到难以解读的眼神，绝非一个真正心智残缺的人所能拥有。
如果……如果她不是真的智力障碍，那她为什么要装？周启明又为什么要配合她，甚至……如此亲密地帮她遮掩？那份诊断书又是怎么回事？一个可怕的念头浮上来：那诊断书，会不会根本就是属于陈素云的？周启明在利用这份诊断书，让陈素云以“弱者”、“需要同情”的身份留在公司，留在……他身边？可他们的关系，绝不仅仅是老板和保洁员。那声“姐”，那梳头的动作……
疑团像雪球，越滚越大。我知道周启明的警告不是玩笑，可好奇心，还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与隐隐的正义感，驱使我像着了魔，开始偷偷观察。
陈素云住在城西一片等待拆迁的旧居民区，红砖楼，楼道里堆满杂物，空气中常年弥漫着霉味和饭菜的混合气味。我跟了她两次，确定了她住的单元。她生活极其简单，公司、住所、附近一个脏兮兮的菜市场，三点一线。倒是周启明，在陈素云下班后，我曾看见他那辆黑色的奥迪A8，远远地停在街角阴影里，停了很久，才无声驶离。他从未下车，也从未上楼，就那么守着，像一个沉默的幽灵守卫。
真正让我窥见一丝真相的，是公司里一个快要退休的老会计，王伯。有一次闲聊，说起公司元老，他抿了口浓茶，眯着眼，忽然压低声音：“小田啊，咱们周总，别看他现在风光，也是苦水里泡过的。听说老家是北边山里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村子，当年他爹妈死得早，好像就一个姐姐，大他不少，辛苦把他拉扯大，供他读书，结果自己熬坏了身子，听说……脑子出了点问题，后来走丢了，再没找回来。哎，周总这些年，没少花钱托人找，悬赏都发过好几轮，也是可怜……”
姐姐？脑子出了问题？走丢？
我端着水杯的手晃了晃，热水溅到手背上，烫得我一哆嗦。王伯后面还唏嘘了什么，我都没听清。脑子里只有惊雷炸响：陈素云？周启明那个走丢的、据说“脑子出了问题”的姐姐？
可年龄似乎对不上。周启明四十，他姐姐至少也该四十五六甚至五十。陈素云看起来，没那么大。除非……长期的困苦和某种“伪装”，让她显得格外苍老。
还有，如果陈素云真是他姐姐，他找到了她，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相认，好好照顾，反而要让她伪装成智力障碍，以保洁员的身份藏在自己公司里？那份诊断书，是以前就有的，还是……新的？周启明那句“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我意识到，我可能撞破了一个巨大的、危险的秘密。这个秘密的核心，或许并非简单的姐弟情深。我需要知道更多，关于陈素云，关于周启明，关于那份诊断书背后的故事。
就在这时，母亲又打来电话，这次语气带着压不住的喜气：“颖颖啊，你大姨给你寻了个好人家！男的姓李，在开发区那边自己搞工程，年纪是大了点，三十八了，可人实在，有家底！照片我看了，浓眉大眼的，挺好！关键是人家诚意足，一听你情况，二话没说，答应先拿两万八见面礼！你周末一定回来见见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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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是这一套。我心里烦闷得像塞了团湿棉花。“妈，我说了多少次，我的事我自己……”
“你自己什么你自己！你看看你多大了？等你‘自己’，黄花菜都凉了！”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恨铁不成钢的哭腔，“你爸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就盼着看你成个家！这李老板条件多好，过了这村没这店！就当妈求你了，回来见一面，成不成再说，行不行？”
听着母亲声音里的疲惫和哀求，我那些拒绝的话堵在喉咙口，咽不下去，吐不出来。最终，只能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：“……行吧，我周末回去。”
也好，就当散心。而且，我老家在邻市，或许距离周启明和陈素云的老家不远？这个念头毫无来由地冒出来，却再也按不下去。
周末，我坐上了回县城的客车。车子驶离钢筋水泥的森林，窗外景色渐渐变成绵延的田野和低矮的丘陵，我的心却一点也没有放松，反而被更深的迷雾笼罩。家里果然又是一番兵荒马乱的“相亲动员”，父亲咳着，沉默地抽着烟，母亲则像迎接上级检查，屋里屋外收拾得锃亮，反复叮嘱我见面时要“笑，嘴甜，别轴”。
相亲安排在县城一家装修俗气的酒楼包间。李先生果然如母亲所说，身材微胖，面相敦厚，手指粗短，指甲缝里还留着点洗不净的黑灰，是常年和建材打交道的样子。他话不多，但眼神很活，尤其在母亲喜滋滋地提及那“两万八见面礼”时，他摆摆手，很是阔气地说：“阿姨，这都是小意思，只要田颖同志没意见，我老李是真心实意想成个家。”说着，目光热切地投向我。
我如坐针毡，只能低头夹着盘子里的菜，味同嚼蜡。李先生似乎看出我的勉强，也不恼，反而更殷勤地布菜，问些不痛不痒的问题。一顿饭吃得我身心俱疲。好不容易捱到结束，母亲让我陪李先生在县城河边“走走，说说话”。
晚风带着河水的腥气，路灯昏暗。李先生走在我身边半步远，搓着手，试图找话题：“田颖，你们在大公司上班，见识广。不像我们，土里刨食，呵呵。”
我敷衍地嗯了一声。
他忽然叹了口气，语气变得有些唏嘘：“其实，能找到你这样知书达理的，是我的福气。不瞒你说，我之前……也相过一个。”
我心头微动，侧头看他。他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懊恼和晦气的神情。
“也是经人介绍，隔壁镇的姑娘，姓陈，长得倒是白白净净，看着也老实。”他咂咂嘴，“见面感觉还行，她家里催得急，没几天就定了，我按规矩给了两万彩礼，她就住过来了。开始还好，就是觉得她反应有点慢，话少，我以为就是性子闷。结果住了不到一个月，有一次为点小事拌嘴，我发现她……她好像有点不对劲。”
河边柳枝拂过我的肩膀，凉冰冰的。我下意识问：“怎么不对劲？”
“就是……你说东，她扯西，眼神发直，急了就咬自己手指头，呜呜地哭，说不清道理。”李先生眉头拧成疙瘩，“我起了疑，偷偷打听，你猜怎么着？”他凑近了些，压低声音，带着一股子发泄的怨气，“她家里一直瞒着！那姑娘是二级智力残疾！有证的！她家里人就是急着把这包袱甩出来，找个冤大头接盘！”
二级智力残疾。诊断书。
我耳朵里嗡鸣起来，呼吸有些不畅。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？还能怎么着！”李先生声音高了起来，引得远处散步的人侧目，他又赶紧压低，“我老李虽然急着成家，也不能当这冤大头啊！我把她送回去了，彩礼钱差点没要回来，她家那几个兄弟，凶得很……唉，亏大发了，还惹一身骚。所以我说，田颖，你是明白人，咱们都实在点，好好处，我肯定对你好……”
他后面絮叨的“诚意”和“保证”，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。脑子里反复回荡着“二级智力残疾”、“诊断书”、“姓陈”、“隔壁镇”……这些碎片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弄，渐渐拼凑出一个让我手脚冰凉的轮廓。
陈素云也姓陈。周启明的姐姐，据说“脑子出了问题”。那份出现在周启明抽屉里的诊断书。周启明问她“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”。
难道……陈素云，就是李先生口中那个“二级智力残疾”的陈家姑娘？可她不是周启明的姐姐吗？还是说，周启明根本不是她弟弟，他们之间是另一种更诡异的关系？他用一份真的诊断书，控制了一个真的智力障碍者？可那句“姐”……
不，不对。如果陈素云是真的智力障碍，周启明何必多此一问“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”？“装”这个字，分明指向她知道自己是正常的，她在扮演！
除非……那份诊断书，是另一个人的。一个真正的、二级智力残疾的、姓陈的姑娘。而陈素云，在冒充她。
这个念头太过骇人，我僵在原地，河面的冷风吹来，激得我打了个寒颤。
“田颖？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白？”李先生关切地凑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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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猛地回过神，后退一步，拉开距离。“没、没什么，有点冷。李……李先生，今天谢谢款待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”不等他反应，我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河边。
回到家，我无视母亲担忧的追问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。心乱如麻。我需要验证，需要知道更多关于那个“隔壁镇陈家”的事情。
第二天，我以“打听工程原材料”为名（李先生是做工程的，这个借口很自然），从母亲那里套出了李先生所在的镇子，又通过一个在镇派出所工作的远房表舅（谎称想了解当地民俗风情），极其迂回地打听：隔壁镇是不是有一户姓陈的人家，家里有个智力不太好的女儿，前阵子好像说了门亲事又黄了？
表舅在电话那头啧了一声：“你问老陈家啊？是有这么回事。唉，说起来也是作孽。他家那个小女儿，叫陈什么来着……哦，陈招娣，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，二级残疾，一直养在家里。前两个月吧，是经人介绍了个外地的老板，听说彩礼给了不少，把姑娘接走了。可没一个月，又给送回来了，说是不合适。为彩礼钱还闹了一场，差点打起来。这事儿镇上都知道，老陈家那几个儿子，不是好相与的，那姑娘也可怜，接回来后就关在家里，不怎么让出门了。”
陈招娣。二级智力残疾。接走又送回。
时间点，和李先生的说法对得上。
那么，被接走的陈招娣，是真的智力障碍患者。而如果周启明抽屉里那份诊断书是陈招娣的，他为什么要留着别人的诊断书？陈素云又为什么要看？还看得那么仔细？
除非……陈素云，就是“陈招娣”。可她看起来并不像真正的智力障碍者，周启明还问她是不是“装的”。
一个更疯狂、更令人不寒而栗的猜想，逐渐浮出水面：有没有可能，真正的陈招娣，那个二级智力残疾的姑娘，已经被“处理”掉了？而陈素云，这个不知来历的女人，在周启明的帮助下，冒用了陈招娣的身份？那份诊断书，就是她冒充的“凭证”？周启明让她伪装成智力障碍，是为了让她这个“假陈招娣”更逼真，以免被李老板那样的“买主”或陈家的人识破？可周启明为什么这么做？陈素云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情人？同谋？他叫她“姐”……
我感到一阵眩晕，仿佛站在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边缘。我知道，我必须回公司，必须更接近陈素云，必须搞清楚诊断书的秘密，以及她和周启明之间，那诡异“姐弟”关系下的真相。
回城后，我改变了对陈素云的态度。我不再只是远远地观察，或者带着怜悯的疏离。我开始“主动”接近她。在她清洗茶水间时，我会“恰好”路过，递给她一包我没开封的零食，“素云姐，尝尝这个，挺好吃的。”起初，她总是受惊般缩一下，眼神躲闪，嘴里含糊地说着“不、不用”，但我坚持把东西塞进她围裙口袋，然后快步离开，不给她拒绝的压力。
慢慢地，她看我的眼神里，除了惯有的怯懦，多了一丝极细微的、类似困惑的东西。她依旧不怎么说话，但有一次，我“不小心”把一盒没拆封的进口巧克力碰掉在地上，滚到她脚边，她蹲下去捡，递还给我时，手指和我的轻轻碰了一下。她的手很凉，很粗糙，但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到她指尖几不可察的停顿，和一丝极其轻微的颤抖。那不是纯粹的迟钝。
时机在一个加班后的雨夜来临。暴雨如注，砸在玻璃幕墙上砰砰作响。办公室只剩我和陈素云——她在做最后的保洁。我抱着一叠资料，像是很随意地走到她身边，看着窗外被雨水模糊的霓虹，叹了口气：“这雨真大，素云姐，你带伞了吗？”
她正在擦拭一盆绿萝的叶子，闻言动作停了停，摇了摇头，没吭声。
“我带了，还挺大的。一会儿一起走吧，我打车，顺路送你一段。”我说得自然，心里却绷紧了弦。
她猛地抬起头，第一次如此直接地、长时间地看着我。走廊顶灯在她眼里投下两点微弱的光，那光后面，是一片深不见底的、翻涌着什么的潭水。有警惕，有茫然，还有一丝……几乎难以捕捉的、类似恳求的东西？
“……不、不麻烦。”她声音干涩。
“不麻烦，反正顺路。”我坚持，拿起包和伞，“走吧，再晚更不好打车了。”
她犹豫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她会断然拒绝。最终，她低下头，默默地收拾好工具，跟在了我身后半步远的地方。
出租车里，空间狭小，雨水敲打车顶，嘈杂又带着一种奇异的隔绝感。我报了她住的小区地址，她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。我假装没看见，望着窗外流淌的雨水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说给她听：“这雨，让我想起我老家。我们那儿一下大雨，山路就不好走，容易出事。以前我们村就有个姑娘，下雨天跑丢了，家里找了好多年都没找到，怪可怜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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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没有反应，只是更紧地攥住了膝盖上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带子，指节用力到发白。
我顿了顿，继续用那种平淡的、聊家常的语气说：“说起来也挺巧，我周末回家，听人说起一件怪事。就我们邻镇，有户姓陈的人家，家里有个女儿，好像也是小时候生病，脑子不太灵光。前阵子说了门亲，男方给了不少彩礼，可没过多久，姑娘就被送回来了，说是……不太合适。”
我用眼角的余光瞥着她。她的呼吸，在我说到“姓陈”和“脑子不太灵光”时，骤然屏住，虽然只有短短一瞬，但在密闭的车厢里，在我全神贯注的倾听下，清晰可辨。她的肩膀微微缩起，那是一种防御的姿态。
“听说那姑娘，”我慢慢地说，字斟句酌，“好像叫……陈招娣？”
“嘎吱——”一声刺耳的摩擦声，是陈素云的指甲，划过帆布包粗糙的表面。她的头垂得更低，几乎要埋进胸口，整个人在昏暗的光线里，缩成僵硬的一团。没有否认，没有疑问，只有一种近乎窒息的沉默，和微微的颤抖。
司机师傅拧开了收音机，咿咿呀呀的戏曲声流淌出来，更衬得车厢后半部分的死寂。我没再说话，只是看着窗外被雨水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城市光影。我知道，我抛出的石头，已经在她死水般的心湖里，激起了剧烈的、看不见的波澜。她或许不会告诉我什么，但她的反应，已经说明了很多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陈素云明显在躲着我。即便在走廊迎面碰上，她也飞快地垂下眼，加快脚步离开，像受惊的兔子。但我注意到，她停留在老板办公室里的时间似乎更长了。有一次，我甚至看到她从里面出来时，眼角有些发红，像是哭过。周启明看我的眼神，也越发深沉难测，有一次在电梯里单独遇上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看了我一眼，那目光里的警告和审视，让我如坠冰窟。
我知道我可能打草惊蛇了。但我停不下来。那个雨夜的试探，那声指甲刮擦的锐响，像钩子一样挂住了我。我必须知道真相，否则我会被这巨大的谜团和不安吞噬。
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我被派去开发区管委会送一份紧急材料。事情办得出乎意料的顺利，比预计提前了一个多小时。鬼使神差地，我没有直接回公司，而是在一个路口让司机调头，开往城西那片旧居民区。
我让车停在小区对面的便利店门口，隔着一条马路，望着陈素云住的那栋灰扑扑的楼房。我不知道自己想看到什么，或许，只是某种无望的蹲守。
天色渐渐暗下来，路灯次第亮起，在潮湿的空气里晕开一团团昏黄。就在我准备放弃离开时，那辆熟悉的黑色奥迪，无声地滑到了楼洞口。周启明下了车，他没穿西装外套，只着一件深色衬衫，身影在暮色里显得有些单薄。他没有立刻上楼，而是靠在车边，点了一支烟。猩红的火点在昏暗的光线里明灭，映出他脸上少见的、浓重的疲惫，甚至是一丝……挣扎？
他就那样站着，抽了足足半支烟，然后才像是下定了决心，掐灭烟头，转身走进了楼道。
我的心跳骤然加速。他上去了。他会进陈素云的家。他们会说什么？做什么？那声“姐”，那份诊断书，陈招娣……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每一秒都被拉得漫长。我死死盯着三楼那个没有亮灯（或许拉着厚窗帘）的窗户，眼睛酸涩也不敢眨。大约过了二十分钟，或许更久，楼道口再次出现了人影。
是周启明。他步子很快，几乎是冲出来的，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混杂着暴怒、痛苦和某种失控情绪的狰狞。他拉开车门，砰地甩上，车子发出一声低吼，猛地窜了出去，迅速消失在街角。
出事了。他们吵架了？因为我的试探？还是因为别的？
我犹豫了几秒钟，一咬牙，推开车门，快步穿过马路，走进了那栋楼房。楼道里光线昏暗，声控灯时亮时灭，空气里有陈年的油烟和尘土味。我放轻脚步，走上三楼，停在陈素云家的铁门前。
里面静悄悄的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我屏住呼吸，侧耳倾听。只有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。
忽然，一声极其压抑的、破碎的呜咽，从门缝里钻了出来，像受伤小兽的哀鸣，随即又被死死捂住，只剩断断续续的、令人心碎的抽气声。
她在哭。哭得那么绝望，那么痛苦。
我抬起手，想敲门，手指却在触碰到冰凉铁皮的前一刻，僵住了。我以什么身份敲开这扇门？同事？一个撞破了她秘密的、心怀叵测的窥探者？质问她是不是陈招娣？问她为什么假装智力障碍？问她周启明到底是谁？
我的手无力地垂下。我不能。至少现在不能。周启明刚刚离开，怒气未消，如果我此刻出现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，更不可控。而且，那扇紧闭的铁门背后，藏着怎样的痛苦、秘密甚至危险，我一无所知。
我在那扇门前站了不知多久，直到里面的哭声渐渐低下去，变成一片死寂。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，黑暗将我吞没。我最终转过身，一步一步，沉重地走下楼。每一步，都像踩在泥沼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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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公司，一切似乎恢复了表面的平静。陈素云依旧每天来打扫，只是脸色更加苍白，眼神更加空洞，偶尔与我视线相触，会像被烫到一样迅速弹开。周启明则恢复了往日那种滴水不漏的冷峻，只是眼底深处，似乎多了一层更厚重的阴霾。他没再单独“警告”过我，但那无形的压力，无处不在。
我知道，我触碰到了一个危险的开关，但退路已经断了。我像一只闯入密林的迷途羔羊，四周是幢幢黑影，我不知道哪一步会踩空，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而关于陈素云，关于周启明，关于陈招娣，关于那份诊断书背后的真相，依旧被浓雾紧锁。
直到那通电话打来。
是一个周末的清晨，我还在睡梦中，手机尖锐地响起。是公司后勤部的李姐，声音惊慌失措，带着哭腔：“田、田主管！不好了！出大事了！陈素云……陈素云她老家来人了！来了好几个人，在公司楼下大堂闹起来了！说周总骗了他们家闺女，藏了他们家闺女！要周总把人交出来，不然就要报警，要告到电视台去！周总还没到，保安快拦不住了，你快来看看吧！”
我猛地从床上坐起，心脏狂跳，睡意全无。老家来人？闹起来了？
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公司。还没进大堂，就听见里面嘈杂的喧哗声，夹杂着女人尖利的哭喊和男人粗鲁的咒骂。
“……周启明你个王八蛋给老子滚出来！把我妹妹藏哪儿去了？”
“天杀的骗子！还我女儿！把我好好的招娣还给我！”
“今天不把人交出来，就把你们这破公司砸了！”
大堂里一片狼藉，宣传架被推倒了，盆栽摔碎在地上，泥土和叶子散落得到处都是。三个穿着廉价西装、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，和一个披头散发、捶胸顿足的中年妇女，被几个保安艰难地拦在电梯口。那妇女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嚎哭：“我的招娣啊！我苦命的闺女啊！你被那黑了心肝的拐到哪里去了啊！让妈可怎么活啊！”
是陈家的人。陈招娣的家人。他们找来了。
我站在旋转门边，血液仿佛瞬间冻结。他们口中的“招娣”，是真正的、二级智力残疾的陈招娣。而他们认定，是被周启明“骗了”、“藏了”。他们不知道，此刻在公司里做保洁的“陈素云”，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人，却又可能根本不是。
保安队长看到我，像看到救星，挤过来急声道：“田主管，这可怎么办？他们一口咬定周总拐了他们家傻女儿，还说有证据！周总电话打不通！”
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走过去，尽量用平稳的语气对那哭嚎的妇女说：“这位阿姨，您先别急，有什么话慢慢说，我是公司行政主管，您说周总……骗了您女儿，有什么根据吗？”
那妇女抬起哭肿的眼睛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：“根据？还要什么根据！我闺女招娣，就是被你们老板周启明派人接走的！说是介绍对象，给了两万彩礼！结果呢？人接走就没信儿了！后来那家姓李的把我闺女退回来，我们一看，那不是我闺女！是个假的！是你们老板找来冒充的！真的招娣肯定被他藏起来了！说不定……说不定已经被他害了！”她越说越激动，声音凄厉，“还我招娣！你们这些丧良心的！合伙骗我们老百姓！”
一个看起来像是她大儿子的男人，一把推开拦着的保安，冲到我跟前，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：“少他妈废话！叫周启明滚出来！不然我们就报警！告他拐卖人口！谋杀！”
“对！报警！”其他两个也跟着吼。
场面眼看就要失控。我脑子飞速转动。他们说的“假的”，应该是指李先生退回去的那个“陈招娣”，也就是……陈素云？周启明用陈素云，替换了真正的陈招娣？可真正的陈招娣去哪儿了？如果陈素云是假的，周启明为什么要找一个假的来冒充？真的陈招娣如果还活着，在哪里？如果……我不敢想下去。
“各位，冷静一下！”我提高声音，试图压过嘈杂，“这里是办公场所，你们这样闹解决不了问题！如果你们有证据证明周总涉案，我支持你们报警！警方会调查清楚！但如果你们只是猜测，在这里扰乱秩序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！”
“报警就报警！老子怕你啊！”男人红着眼睛，掏出手机就要拨号。
就在这时，一个冰冷的声音从人群外围传来：
“不用报警，我来了。”
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。周启明穿着一身铁灰色的西装，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。他身后跟着两个人，一个是他的司机兼保镖，另一个，竟然是陈素云！
陈素云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低着头，缩着肩膀，被周启明半护在身后。看到她的出现，坐在地上的陈母哭声戛然而止，瞪大了眼睛，像见鬼一样。她那三个儿子也愣住了，看看陈素云，又看看周启明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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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启明走到陈母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。“你要找陈招娣？”
陈母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，只是惊恐地点了点头。
周启明侧过身，将身后的陈素云完全暴露在陈家人面前。“看清楚了，这是谁。”
陈素云颤抖着，极其缓慢地抬起头。当她那张苍白、布满细纹的脸完全呈现出来时，陈母猛地倒吸一口冷气，像是被掐住了脖子，脸上血色褪尽。她那三个儿子也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，面面相觑。
“她……她……”陈母手指颤抖地指着陈素云，“她不是招娣！我闺女不是这个样子！你们把我闺女弄哪儿去了？这个女的是谁？”
周启明嘴角勾起一抹极冷的、近乎残酷的弧度。“她不是陈招娣？那她是谁？”
陈母被问住了，嘴唇哆嗦着，看看陈素云，又看看周启明，忽然像是明白了什么，尖叫道：“你们是一伙的！你们找个假的来糊弄我们！真的招娣肯定被你们害了！报警！快报警！”
“好啊。”周启明语气平静得可怕，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抖开，展示在陈家人面前，“既然你要报警，那我们先来弄清楚，这到底是谁。”
我踮起脚，看清了，那是一份DNA鉴定报告。结论栏赫然写着：支持周启明与陈素云（样本提供者A）存在同胞姐弟关系。
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陈家大儿子凑近看了看，脸色变了。
“这是我和她的亲缘鉴定报告。”周启明一字一句，声音不大，却像铁锤砸在每个人心上，“她，陈素云，是我失散了二十三年的亲姐姐。而你们——”他目光如刀，扫过陈家人惊疑不定的脸，“二十三年前，在临县柳河镇，从人贩子手里，买下了当时只有十二岁、因为高烧失忆、智力受损的她，给她改名陈招娣，把她当牲口一样使唤了二十三年！我说的对吗？”
死寂。
大堂里只剩下空调运转的低鸣，和陈家人粗重、慌乱的喘息。
陈母瘫坐在地上，像被抽走了骨头，脸上的愤怒和悲痛变成了极致的惊恐和心虚。她那三个儿子，嚣张气焰荡然无存，眼神躲闪，下意识地往后缩。
“你……你血口喷人！你有什么证据！”陈家大儿子色厉内荏地喊。
“证据？”周启明冷笑，又抽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，甩到他面前。照片上，是一对年幼的姐弟，弟弟虎头虎脑，姐姐扎着羊角辫，笑容灿烂。姐姐的眉眼，依稀能看出陈素云现在的轮廓。“这是我姐十二岁前的照片。需要我找到当年办案的警察，找到那个已经落网的人贩子，来跟你们当面对质吗？”
他又拿出一叠文件复印件：“这是当年我姐走失后，我家在派出所的报案记录。这是这些年我委托各地机构寻找姐姐的部分资料和汇款凭证。需要我一一展示给警察，给媒体看吗？”
陈家人面如土色，哑口无言。陈母开始浑身发抖，不敢再看周启明，也不敢看陈素云。
周启明上前一步，逼近陈母，声音压抑着火山般的暴怒和痛苦：“你们买下她，把她当傻子，当奴隶，当生育工具！给她一口饭吃，让她活着，就是为了将来用她换彩礼！前两个月，你们不就是这么做的吗？两万块，就把她‘嫁’给一个根本不了解情况的陌生男人！如果不是我发现得早，把她带出来，她会被怎么样？嗯？”
他每说一句，陈母就哆嗦一下。周围看热闹的公司员工，也发出了低低的惊呼和议论。
“我找到她的时候，她连自己叫什么，从哪里来，都不记得！只会蹲在墙角发抖！”周启明眼睛泛红，那是极度愤怒和痛心才会有的颜色，“我把她带回来，给她看病，帮她恢复。医生说她智力受损是后天的，是长期虐待、封闭和营养不良导致的！她有恢复的可能！可你们呢？你们闻着味儿追过来，不是关心她死活，是怕那两万彩礼飞了！是还想把她抓回去，再卖一次！”
“不……不是……”陈母瘫在地上，喃喃道，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
“现在，我最后说一次。”周启明深吸一口气，压下翻腾的情绪，声音恢复冰冷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，“陈素云，是我周启明的亲姐姐，和你们陈家，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两万块，我可以当作这二十三年，你们‘喂养’我姐的‘辛苦费’，不用还了。但从今以后，你们如果再敢来骚扰她，再敢出现在她面前，我会让你们知道，什么叫法律的代价，什么叫真正的倾家荡产。听明白了吗？”
最后几个字，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，带着森然的寒意。
陈家人被彻底震慑住了。他们来闹，是为了要人，或者要钱，绝没想到会撞上这样一个铁板，被掀开如此丑陋的老底。在周启明拿出的一份份证据和毫不掩饰的狠戾面前，他们那点欺软怕硬、胡搅蛮缠的本事，显得那么可笑和无力。
最终，在保安的“护送”和周启明冰冷的注视下，陈家人灰头土脸、连滚爬爬地走了，连句狠话都没敢再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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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堂里渐渐恢复平静，员工们低声议论着散去，保洁阿姨开始默默收拾狼藉。周启明站在原地，挺拔的背影对着门口的方向，许久没有动。然后，他慢慢转过身，看向一直瑟缩在他身后、低垂着头、仿佛这一切风暴都与她无关的陈素云。
他眼中的冰冷戾气，如同潮水般退去，换上一种深重的、几乎要将人淹没的疲惫和悲伤。他伸出手，似乎想碰碰她的肩膀，指尖却在半空中停住，最终只是极其轻柔地，拂开了她额前一缕被汗湿的头发。
“姐，”他声音沙哑，低得只有近处的人能听见，“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我带你回家。”
陈素云依旧低着头，没有回应。但我看见，一滴浑浊的泪水，从她低垂的眼睫下滚落，砸在大堂光洁冰冷的地砖上，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。
围观的人群彻底散去，空旷的大堂里只剩下清理现场的细碎声响，以及一种暴风雨过后的、近乎真空的寂静。我站在原地，脚下像生了根，脑海里翻江倒海。
原来如此。原来是这样。
那份诊断书，属于真正的、被虐待了二十三年的陈招娣，也就是被找回的陈素云。它不是伪装的道具，而是残酷过往的证明。周启明问她“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”，并非指她装智力障碍，而是在问她，有没有在李家、在陈家人面前，因为恐惧或别的原因，下意识地“装”得更傻、更顺从，以至于被看出恢复的端倪，引来陈家的怀疑和追查？
他不是在操控一个假货，他是在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地保护他刚刚找回的、遍体鳞伤的姐姐。那份医疗诊断，是他用来理解和帮助她的依据，也是他心头最深的刺。他让她在公司做保洁，或许并非仅仅是隐藏，更是一种让她在简单、有规律、相对安全的环境里，慢慢适应、慢慢恢复的方式。那声“姐”，那梳头的动作，不是表演，是失而复得后，笨拙而绝望的补偿。
而我，我都做了什么？
我用自以为是的“正义”和“好奇”，像一个莽撞的闯入者，一次次地去试探、去窥视，差点撕开她刚刚结痂的伤口，甚至可能引来了真正的恶狼——陈家的人。周启明最后的警告，不仅仅是威胁陈家，或许，也包含了对我的审视和不满。他看我的那一眼，充满了失望。
内疚、后怕、羞愧，还有一丝了然后的虚脱，种种情绪混杂在一起，几乎将我击垮。我不敢再看周启明和陈素云，匆匆低下头，转身快步走向电梯，逃也似的离开了现场。
那天之后，陈素云没有再出现在公司。后勤部李姐含糊地传达，说她身体不好，请假回老家休养了。大家私下议论了几天那场闹剧，很快便被新的八卦取代。只有我知道，她不会再回来了。周启明大概会把她安置在一个更安全、更隐秘的地方，请最好的医生和心理专家，慢慢抚平她二十三年的创伤。而那场闹剧，以陈家彻底偃旗息鼓而告终，那两万块钱，买断了他们与陈素云之间最后一点扭曲的关联，也堵住了他们的嘴。
周启明也变了。他依然是那个冷静果断的老板，但眉宇间偶尔会掠过一丝更深的沉郁。他对我，恢复了公事公办的冷淡，没有指责，也没有再提及那天的事。可越是这样，我心中的不安和愧疚就越是沉重。我常常会走神，想起陈素云那双怯懦的、藏着深海般痛苦的眼睛，想起周启明将她护在身后时，那如受伤困兽般紧绷的背影。
我的生活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轨道，继续着忙碌而平庸的上班日常。母亲依然会打电话来，絮叨着李先生那边的“诚意”和“催促”，语气也从最初的喜气，变得有些焦虑和不解：“颖颖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人家李老板条件真不错，对你也有心，上次那事……唉，谁还没点过去？关键是以后。你也不小了，别太挑……”
我拿着电话，望着窗外城市灰蒙蒙的天空，第一次没有感到烦躁，只有一片空洞的疲惫。李先生，那个也曾卷入这场悲剧边缘而不自知的男人。我对他生不出任何想法，只有漠然。
“妈，”我打断她，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意外，“我跟李老板不合适。以后，我的事，让我自己处理吧。”
母亲在电话那头愣了半晌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没再像以前那样激烈反对，只是喃喃道：“你这孩子……随你吧。”
挂断电话，我长长地舒了口气，仿佛卸下了一块背负已久的石头。我走到窗边，楼下街道车水马龙，行人匆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有的光鲜，有的不堪，有的沉重得无法言说。我曾无意中撞进一个黑暗的角落，窥见了血淋淋的真相，也差点因自己的莽撞造成更大的伤害。
我救不了任何人，甚至差点害了人。我能做的，或许只有守住这个秘密，让时间慢慢覆盖伤痕，也覆盖我那微不足道的、充满后怕的愧疚。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我加班到很晚，最后一个离开公司。锁好门，转身，却看见走廊尽头，应急灯昏暗的光线下，站着一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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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周启明。他靠在墙边，指间夹着一支烟，没有点燃，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。听到脚步声，他回过头。
我心里一紧，下意识地停下脚步。
他看着我，目光很平静，没有了之前的审视和冰冷，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。我们隔着长长的走廊对视了几秒，谁都没有先开口。
最后，他收回目光，重新看向窗外，声音低沉，融进夜色里：
“她最近……偶尔能认出小时候给我叠的纸飞机了。”
我怔住，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他顿了顿，没有看我，继续用那种平淡的、听不出情绪的语调说：“医生说，这是好迹象。虽然很慢，但……总归是在往前走。”
我明白了。这不是原谅，也不是和解。这只是一个疲惫的守护者，在一个特定的时刻，对一个偶然的、见证了一切的旁观者，给出的一个极其有限的交代。告诉我，他拼命护在身后的人，正在一点点好起来。告诉我，我那愚蠢的窥探和试探，没有造成最坏的、不可挽回的后果。
他不需要我的回应，或许也根本不在意。说完这句，他将那支未点燃的烟揉碎在掌心，转身，走向了电梯。背影挺直，却带着一种孤绝的重量。
电梯门缓缓合上，将他身影吞没。走廊重归寂静，只有应急灯发出滋滋的微响。
我站在原地，良久，才慢慢挪动有些发僵的腿，走向另一部电梯。玻璃窗外，城市灯火渐次亮起，璀璨而冷漠。我知道，那个关于诊断书、关于伪装、关于姐弟的秘密，将随着陈素云的离开，永远沉入这片繁华的底部。而生活，这座庞大而复杂的迷宫，仍在继续，带着它所有的光明、阴影、救赎与无解，沉默地向前流淌。
我只是其中，一个偶然路过的、心有余悸的旅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