闺蜜红着眼圈劝我：“这种男人不离，留着过年吗？”
我擦干眼泪，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
三个月后，我却在老公手机里发现了他和闺蜜的婚纱照。
而当初极力劝离的亲戚们，正围着我家的拆迁协议书笑逐颜开。
暖气片嘶嘶地响，像条垂死的蛇。我把脸埋进掌心，指缝里漏进办公室里惨白的灯光。李伟摔门出去已经三个小时了，带走了屋里最后一点活气。其实为什么吵起来的？好像是因为我妈生日，他说加班去不了，可我明明看到他车停在“夜色”酒吧楼下。又不是第一次了。解释的话翻来覆去就那几句，累了，烦了，陪客户，身不由己。我连吵的力气都没了，只剩下一种钝刀子割肉的麻木。
门被轻轻推开，一股冷风先溜了进来，带着外面冬夜的寒气。王莉侧身进来，又迅速把门掩上，像怕惊扰了什么。她手里拎着两杯奶茶，还是温的，轻轻放在我堆满文件的桌角。
“听前台小张说，李伟又在公司门口跟你吼了？”她声音压得很低，挨着我坐下，手臂贴着我冰凉的手臂，传递过来一点有限的暖意。“这次又是因为什么？”
我摇摇头，喉咙发紧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说什么呢？说那辆熟悉的车停在暧昧的霓虹灯下？说那些敷衍的谎言和越来越不耐烦的眼神？说这个曾经让我觉得是全世界最安稳的港湾，如今四壁漏风，冷得刺骨？没什么可说的，说多了，连自己都像个喋喋不休的怨妇。
王莉没再追问，只是叹了口气，那叹息又轻又长，落进办公室凝滞的空气里。她拆开吸管，啪一声戳进塑料封膜，把一杯奶茶推到我面前。“喝点甜的吧。你啊，就是性子太软，太好说话。”她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，像在分享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又像在替我鸣不平，“我刚在楼下，好像……看见李伟的车了，副驾上……坐了个女的，卷发，看不清脸，但肯定不是他们公司那几个。”
我猛地抬起头，撞上她担忧的、欲言又止的目光。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，狠狠一拧。其实我不是毫无察觉，微信里偶尔闪退的对话，衬衫上陌生的香水味，深夜背对着我接电话时含糊的语气……只是我不愿意去想，像只鸵鸟，把头深深埋进名叫“习惯”的沙堆里。可王莉这句话，像一把铲子，不由分说地把沙土刨开，把血淋淋的可能性摊在我眼前。
“也许……是同事？顺路送一下？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，干涩得厉害，连自己都说服不了。
王莉握住我的手，她的手心有点潮，很热。“颖颖，我们多少年朋友了？我骗过你吗？”她眼圈忽然就红了，不是那种夸张的哭嚎，是泪水慢慢蓄满眼眶，要落不落，看得人心头发酸。“我就是心疼你。你看看你现在，才三十出头，眼里一点光都没了。当初追你的人那么多，你选了李伟，图什么？不就图他老实，对你好吗？可现在呢？”她吸了吸鼻子，声音哽咽起来，“这种男人，你还不离，留着过年吗？你能忍，我都看不下去了！离了怕什么？有工作，有我们这些朋友，还能比现在更糟？”
“过年”两个字像两颗冰冷的石子，投进我死水般的心里。是啊，又快过年了。往年这时候，已经开始张罗年货，计划着回谁家。可今年，只剩下无休止的冷战和猜疑。比现在更糟？我环顾这间小小的办公室，文件堆积如山，窗外是城市永不熄灭的灯火，却没有一盏是为我亮的。李伟的脸在我脑子里晃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，最后只剩下他摔门而去时那个冷漠的侧影。也许王莉是对的，这片沼泽，我越挣扎，陷得越深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王莉几乎成了我的影子。上班陪我吃饭，下班陪我回家，如果李伟不在，她就留下来，用她带来的食材做几个小菜，絮絮叨叨讲些公司的八卦，或者她新看的电视剧。绝口不再提那晚酒吧和卷发女人的事，但她的存在本身，就是一种无声的控诉和支撑。她不再说“离婚”这个词，可话里话外，都在描绘一种离开李伟后的、看似触手可及的新生活。
“你看市场部新来的小陈，对你挺有意思的，每次开会都偷瞄你。”
“我表姐，前年离的，现在自己开了个花店，上个月还买了辆小车，那气色，比结婚时好多了。”
“女人啊，首先得自己立得住。靠男人，哼……”
她像一个最高明的说客，不急不缓，一点点拆解掉我残存的犹豫。而李伟，用他的实际行动配合着这场“劝说”。回家越来越晚，甚至夜不归宿，问就是加班，问急了就甩脸色，说我不理解他，说这个家让他窒息。我们之间，连争吵都懒得发生了，空气中弥漫着冰冷的尘埃。
离婚的念头，像一颗被王莉亲手种下的种子，在我心里阴暗潮湿的角落里，悄无声息地发芽，疯长。
那天，是我妈打电话来，声音里透着小心翼翼的疲惫：“小颖，你爸的检查结果出来了……医生说，最好尽快手术，还有后期的药，进口的，医保报不了多少……”
我爸的肝硬化，是多年的老毛病了，这次恶化得突然。钱。这个字眼像座山，瞬间压垮了我勉强维持的平静。我和李伟的积蓄不多，付了这套小房子的首付后一直紧巴巴。我张不开口向他要钱，光是想到他可能的反应——皱眉，沉默，然后不情不愿地拿卡——我就感到一阵强烈的屈辱。
浑浑噩噩挨到下班，王莉照例等我。看我脸色不对，一再追问，我才像找到泄洪口，把家里的难处倒了出来，连同对李伟那份无法言说的绝望。
王莉沉默了很久，久到窗外的天色彻底黑透。办公室里只剩我们两人，惨白的灯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斜长，贴在冰冷的墙壁上。
“颖颖，”她再次开口，声音是前所未有的严肃和……沉重？“有件事，我本来不想说，怕你受不了。但到这份上，我不能再看你跳火坑了。”她低下头，在手机里翻找了一会儿，然后递到我眼前。
是一张照片，有些模糊，像是在某个光线昏暗的餐厅角落拍的。李伟背对着镜头，但他那件灰蓝色夹克我认识，去年生日我送的。他对面坐着一个女人，卷发，侧脸，正笑着伸手去拂李伟肩膀上的什么。那笑容，那亲昵的姿态……我的呼吸骤然停止，血液似乎瞬间倒流，冲得我耳膜嗡嗡作响。
“这是我一个朋友偶然拍到的，就前天晚上。”王莉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，带着残忍的确认，“在‘蓝调’西餐厅。那地方，你知道的，不便宜，也……不适合普通同事吃饭。”
我没有哭，甚至没有颤抖。只是觉得冷，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，那冷意迅速冻结了五脏六腑，也冻结了最后一丝摇摇欲坠的幻想。有什么东西，在心里“咔嚓”一声，碎了，彻底碎了。
“离了吧，颖颖。”王莉收回手机，再次握住我的手，她的手也在微微发抖，眼神里充满了悲悯和决绝，“不为别的，就为你自己，也为你爸妈想想。跟这种人渣耗下去，把你爸妈的救命钱耗没了，值得吗？你离了，哪怕一时难，至少心是干净的，人是自由的。手术费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大家凑一凑，总能过去的。但这个人，不能再跟他过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没有回家。用身上仅有的钱，在公司附近的小旅馆开了间房。房间狭小逼仄，被褥带着一股潮湿的霉味。我坐在吱呀作响的床边，看着窗外流动的车灯，一夜无眠。王莉的话，那张照片，我爸憔悴的脸，我妈无助的声音，还有李伟越来越陌生的模样，在我脑子里疯狂搅动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爬起来，用房间里浑浊刺骨的水洗了把脸，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窝深陷、脸色惨白的女人，对自己说：田颖，够了。
离婚手续比想象中顺利，也廉价得可悲。李伟看到协议书时，眼神复杂地看了我很久，有惊讶，似乎也有一丝解脱，最后什么也没多说，沉默地签了字。我们没什么财产可分，只有这套还在还贷的小房子。我说我不要，他也没坚持。走出民政局那天，天空是铅灰色的，下着细密的冬雨，冰冷地打在脸上。王莉撑着一把大伞在门口等我，一见我出来，立刻上前搂住我的肩膀，她的怀抱温暖而坚定。
“都过去了，新的开始。”她在我耳边轻声说，语气里有种如释重负的轻快。
我把脸埋在她肩头，终于哭了出来。为死去的爱情，为狼狈的收场，也为渺茫的、不知方向的未来。那一刻，我真的以为，她是唯一拉住我、没让我坠入深渊的人。
我搬出了那套充满回忆的小房子，用最快的速度在公司附近租了个一居室。王莉帮我搬家，扔掉了所有和李伟有关的东西，连我们一起买的窗帘都换成了新的亮色。“去去晦气！”她语气轻快地说。爸妈那里，我只简单说了感情不合，离了。妈妈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，没多问，只是说：“你照顾好自己，爸这儿……总有办法。”我心里刀割一样疼。
日子似乎真的在朝着“新开始”的方向滑去。我强迫自己投入工作，用无尽的忙碌麻醉神经。王莉依然常来，带吃的，陪我聊天，绝口不提过去。只是我隐约觉得，她似乎越来越忙，电话多了，有时说着话会突然走神，或者对着手机屏幕露出一种我难以形容的、微妙的笑容。我问起，她总是摆摆手：“没事，一个新项目，烦人。”
至于李伟，像一滴水蒸发在城市里，再无音讯。我们共同的朋友圈似乎也悄然完成了站队分割，偶尔传来的零星消息，拼凑出一个他离开后“事业有了新起色”、“似乎过得不错”的模糊轮廓。也好，一别两宽，我这样告诉自己，心口的钝痛却并未随时间减轻，只是习惯了它的存在。
变故发生在一个极其寻常的周末清晨。房东突然上门，态度客气却不容置疑，说房子他儿子要结婚急用，请我一周内搬走，违约金他照付。我如遭雷击，仓促间哪里去找合适的房子？无奈之下，想起还有些旧物留在以前的家里，李伟说过让我随时去取。我本不愿再踏足那里，此刻却别无选择。
用备用钥匙打开那扇熟悉的门时，一股沉闷的、久未住人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客厅空荡了许多，我那些小摆设都不见了，剩下些大家具蒙着白布，像一座座寂静的坟茔。我的东西被胡乱堆在次卧角落。忍着酸楚，我开始快速收拾，不想多停留一秒。
就在我抱起一摞书，准备离开时，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，一个踉跄，书散落一地。我暗骂自己不小心，蹲下身去捡。最下面压着一本硬壳的旧相册，是我很多年前买的，后来不知塞哪里了。鬼使神差地，我翻开它。
里面是一些老照片，我和李伟刚恋爱时的，大学时代的。翻着翻着，指尖触到一个硬物。相册内侧的夹层里，露出手机一角。是李伟的旧手机，型号很老了，屏幕甚至有了裂痕。他什么时候塞在这里的？大概是换新手机后，随手扔进旧物堆忘了处理。
我捏着那冰冷的手机，心里莫名一跳。试着按了按开机键，屏幕毫无反应，没电了。我本该把它扔回杂物堆，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，让我把它紧紧攥在了手心，然后塞进了自己随身的大包里。
回到临时落脚的廉价宾馆，我给旧手机充上电。等待开机的过程，每一秒都被拉得漫长。屏幕亮起，需要密码。我试了李伟常用的几个，都不对。最后，我输入了我的生日。
解锁了。
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起来，撞得肋骨生疼。我抖着手，点开相册。最新的照片，时间停留在三个多月前，我们离婚前一周。不是预想中任何不堪的画面，只有几张模糊的文档翻拍，像是……合同？看不真切。我往前翻，大多是些工作资料截图，或无聊的随手拍。就在我快要放弃，觉得自己疑神疑鬼时，指尖猛地僵住了。
那是一张照片，背景像是在某个装修精致的室内，光线柔和。照片中央，李伟穿着笔挺的西装，脸上带着我许久未见的、松弛而明亮的笑容。而他身边，紧紧依偎着，穿着一身精致鱼尾款式婚纱，手捧洁白花束，笑靥如花看着镜头的女人——是王莉。
时间戳，清晰无比，是我们离婚前不到一个月。
世界瞬间失声，只剩下血液冲上头顶的轰鸣。我盯着屏幕，眼睛刺痛，却眨也不敢眨，仿佛一眨眼，这荒谬的画面就会消失。可它就在那里，刺眼，恶毒，真实无比。婚纱，王莉，李伟的笑容……像一把生锈的钝刀，在我早已麻木的心口来回拉锯。不是愤怒，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彻骨的冰冷，和随之而来的、天旋地转的晕眩。
耳边响起她红着眼圈的劝告：“这种男人不离，留着过年吗？”
眼前晃过她递来奶茶时温热的手，她陪我度过一个个冰冷长夜时担忧的脸，她在民政局门口坚定搂住我的肩膀……
原来，从那时起，不，或许更早，在我还懵然不知的时候，这张精心编织的网就已经悄然张开。而我，像个彻头彻尾的傻子，一边感激着她的“仗义”，一边在她的“鼓励”下，亲手拆掉了自己婚姻的围栏，把一切拱手让人。
不，不对。如果只是为了和李伟在一起，她大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地劝离。以李伟后期对我的冷淡，他们暗度陈仓并非难事。除非……离婚本身，能带来比“在一起”更大的利益。
一个冰冷的念头，像毒蛇的信子，倏地钻入脑海。
我猛地站起来，在狭小的宾馆房间里来回疾走，像只困兽。然后，我扑到背包前，疯了一样翻找。我记得的，搬家时，王莉“好心”帮我整理文件，把一个装着杂七杂八证件票据的旧文件袋塞给了我，说“这些可不能乱扔”。当时我心灰意冷，看也没看就收了起来。
找到了。我把里面所有东西倒在地板上。水电费收据，过期的保险单，几张贺卡……然后，我的目光定格在一张折叠起来的、有些泛黄的纸片上。打开，是一份复印件，关于我家——不，是我父母在老家村子的那处老宅，关于拆迁意向调查的初步回执。日期是去年年底。那时爸妈随口提过一句，说村里在统计，但没谱的事，谁也没当真。这张回执，怎么会在王莉经手整理的文件里？她特意把这个留给我，是疏忽，还是……别有用心？
我抓起手机，屏幕的光映着我惨白的脸。我翻出几乎从不联系的、老家的一个远房堂弟的微信，手指僵硬地打字：“小斌，在吗？打听个事，咱村西头，靠河那片，是不是有拆迁的信儿了？”
等待回复的几分钟，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，霓虹闪烁，那些温暖的、热闹的光，此刻却像无数嘲讽的眼睛，冷冷地窥视着我的狼狈和愚蠢。
手机震动了一下。
堂弟的回复带着方言口吻的语音，在寂静的房间里炸开：“姐？你咋才问呐？早都传遍啦！就你家老宅那片，河对岸要建什么生态度假区，规划刚批下来，开春就量地！听说补偿款这个数！”他报了一个数字，即使我有心理准备，还是被那巨大的金额冲击得晃了晃。
“对了，”堂弟的语音还在继续，带着点兴奋的八卦，“前两天，好像看见你以前那个老公，哦，前夫，开着辆挺新的车，载着个女的，在村委会那边晃悠，跟支书他们说话哩。那女的卷头发，挺打眼，是你朋友不？姐，你是不是也要回来弄手续啊？到时候发达了可别忘了请客啊！”
卷头发。王莉。
所有的碎片，在这一刻，被这句无心之言串联起来，拼凑出一张完整而狰狞的图景。为什么极力劝离？为什么“恰好”拍到李伟和“卷发女”的照片？为什么关心我家老宅的“杂物”？为什么离婚后，李伟迅速“事业起色”，王莉“有了新项目”？
他们算计的，从来不只是我的婚姻。他们算计的，是我家即将到来的、我自己都未曾真正重视的拆迁利益。离婚，让我心神大乱，无暇他顾。而作为“挚友”和“前夫”，在适当的时机，以适当的身份，介入我家的“事务”，或者，在我这个合法继承人“自愿”或“疏忽”的情况下，做些什么……
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，比离婚那天冰冷的冬雨更刺骨。我靠着冰冷的墙壁，缓缓滑坐到地上，紧紧抱住自己，却止不住那从灵魂深处渗出的颤抖。原来，剥开“为你好”的糖衣，里面包裹的，是精心调配的、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毒药。而我，竟那样感恩戴德地吞了下去，还嫌不够甜。
不知道在地上坐了多久，直到双腿麻木，手机屏幕暗了又亮。我抬起头，看着镜子里那张扭曲的、泪痕狼藉的脸。不，田颖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恨意，像淬了冰的毒藤，在血管里疯长，缠绕住每一次心跳。但更强烈的，是一种冰冷的、近乎残酷的清醒。哭没有用，闹没有用。他们既然布了这么精密的局，就不会留下明显的把柄。那张婚纱照，能说明什么？旧情复燃？道德问题而已。拆迁的事，他们完全可以推说不知情，或者“好心帮忙”。
我需要证据。能真正钉死他们的证据。
我没有再试图联系李伟或王莉。默默地从宾馆搬出，用最快的速度，在远离原来生活圈的地方租了间短租公寓。然后，我向公司申请了年假，理由是家里有事。主管看了我憔悴的样子，没多问就批了。
我回了老家。没告诉爸妈真实原因，只说想他们了，回来住几天。妈妈摸着我的脸，眼圈红了：“瘦了，一个人……不容易吧？”我用力抱了抱她，把酸楚狠狠压回心底。爸爸手术后恢复得还行，但精神大不如前，见到我只是憨厚地笑，问我在外头好不好。
村里果然都在议论拆迁。堂弟说的那个数字，在村民口中传得沸沸扬扬，添油加醋。我家的老宅，位置不算最好，但临河，面积不小，折算下来，依然是一笔足以改变普通人命运的巨款。我装作不经意地问起细节，爸妈知道得也不确切，只说“是好事”，“等通知”。我注意到，他们脸上除了期盼，还有一丝隐隐的忧虑。老实巴交了一辈子的农民，面对突如其来的横财和闻风而动的各路人马，本能地感到不安。
我没去找村干部，而是避开人，去了老宅。院子久未打理，荒草蔓生，但屋舍依然结实。我里外转了一圈，最后，在堂屋堆放杂物的角落，一个蒙尘的老式五斗柜最下面的抽屉里，摸到了一个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。打开，是厚厚的、已经有些受潮发脆的纸页——是爷爷当年手绘的宅基地边界详图，还有几张更老的、关于屋后那片小竹林归属的邻里协议。这些东西，恐怕连爸妈都忘了。我小心地把它们收好，心跳如鼓。这些未必是关键，但可能是棋盘上意想不到的边角。
回到城里，我把自己关在公寓里，开始梳理。婚纱照是情感的背叛，拆迁是利益的驱动。但要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因果，并把那些“劝离”的亲戚们也拉出来，需要一根更清晰的线。我想起离婚前那段时间，王莉频繁提起的，她的“表哥”，在某个“相关单位”工作，能“打听内部消息”。当时只觉得她热心，现在想来，恐怕是试探，甚至是铺垫。
还有那些亲戚。李伟的姑妈，我的表婶，当初劝离时声音最大。“小颖啊，姑是过来人，这种没良心的男人，早离早好！姑认识个律师，可厉害了，专打离婚官司，帮你多分点！”我当时心乱如麻，只觉得烦，没答应。现在看，这位“厉害的律师”，会不会也在这盘棋里？
我重新登录了几乎废弃的社交小号，隐去身份，在本地论坛和律师咨询版块，以“咨询离婚房产与拆迁权益”为由，发了几个帖子，详细描述了一种“离婚后，一方与外人勾结，试图侵吞另一方家中即将拆迁房产”的假设情况。很快，有私信回复，其中一条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对方自称是法律工作者，言辞谨慎，但指出，这种情况下，关键在于证明“事先知情”与“恶意串通”，尤其是非直接利益方（如朋友、亲戚）的煽动行为，若能证明其与后续利益转移有直接关联，可能涉及欺诈或不当得利，但取证极难。他提到，资金往来、密集的通讯记录、共同出现在关键场合（如拆迁办、村委会）的影像，都可能成为线索。
资金往来……李伟和王莉，如果真有经济勾结，会通过什么方式？李伟的账户我无从查起，但王莉……我记得她提过，最近在帮一个“做工程”的表哥打理一个“小投资”，收益不错。
几天后，我戴着口罩和帽子，像无数普通白领一样，坐在王莉公司楼下斜对面的咖啡馆里。窗户很大，能清晰看到进出大楼的人。我运气不错，第三天下午，看到她匆匆走出来，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。开车的人，侧脸有点像李伟，但距离远，看不清。我心跳加速，抓起手机，隔着玻璃连续放大拍照，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。车开走了，我没法跟。
照片很模糊，但至少是个开始。
又过了几天，我回了趟原来住的片区，借口办社保手续，在街道办事处外面“偶遇”了正和几个老太太聊得热火朝天的前楼邻居张阿姨。张阿姨是远近闻名的“包打听”，以前就爱拉着我说长道短。我状似无意地提起：“最近好像看到李伟了，气色还挺好？”
张阿姨立刻来了精神：“哎哟，小田啊，可不是嘛！离了倒发达了！前两天，就周末，我还看见他呢，开辆新车，就在街口那房产中介，跟里头人说话。对了，好像你那个好朋友，常来你家那个，小王是吧？也在，两人一块儿出来的，说说笑笑的，看着可熟络了！”
房产中介？他们去看房？用即将到手的拆迁款？
我稳住发颤的声音，继续套话。张阿姨絮絮叨叨，又说了些零碎信息：看到过王莉和我表婶一起逛街；李伟的姑妈前段时间好像回了趟老家（李伟的老家和我老家不是一个方向，但姑妈回去，会不会是打听什么？）；还有，王莉似乎提过，她有个什么亲戚，在搞“土地信息咨询”……
这些碎片，像散落一地的珠子，我需要一根线把它们穿起来。这根线，或许就是那个“土地信息咨询”的亲戚，或者王莉口中的“表哥”。
我再次用那个小号，尝试在网络上搜索本地与土地规划、拆迁咨询相关的小公司、事务所，结合王莉曾透露过的零星信息（“搞工程的”、“有点门路”）。过程枯燥得像大海捞针。就在我几乎要放弃时，一个不起眼的、名为“广达信息咨询”的小公司进入视线。注册信息很模糊，但其中一个关联人姓名，引起了我的注意——王广达。王莉曾说过，她一个远房堂哥叫“王广”，是做“小生意”的。会是巧合吗？
我记下这个信息，没有贸然行动。
接下来的周末，我做了更充分的准备，去了李伟现在可能活动的区域，也是那个“广达咨询”公司注册地的大致范围。我像幽灵一样，在那些新建的楼盘、中介门店外徘徊。周日下午，在一家看起来颇上档次的中介门店外，我真的看到了李伟。他从里面走出来，身边跟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介，手里拿着资料。他脸上带着一种志得意满的笑容，是我很久没见过的。他站在路边打电话，声音隐约飘来：“……对，就看中那套，户型没问题……资金？放心，很快就能到位……”
他挂了电话，低头看手机，似乎在等人。几分钟后，一辆眼熟的车停下——是上次那辆黑色轿车。王莉从副驾下来，今天她穿了一身利落的套装，妆容精致。两人站在一起，听中介说着什么，王莉不时点头，手指在资料上点点画画，那姿态，熟稔得像一对正在规划未来的夫妻。
而我，这个法律上曾与他共享一切、现在却已毫无瓜葛的前妻，躲在街角粗大的行道树后，用手机的长焦镜头，清晰地记录下了这一幕。他们靠得很近，李伟甚至很自然地抬手，拂掉了王莉肩上的一片落叶。阳光很好，照在他们身上，像给这对“璧人”打上了完美的追光。我的手指冰冷，按下录制键，直到他们上车离开。
视频很短，但足够了。足够证明他们的关系远比普通朋友密切，足够证明他们在积极谋划购置房产，时间点，就在我家拆迁风声明确之后。
我没有感觉到痛，只剩下一种冰冷的、接近于麻木的恨。我沿着街道慢慢走着，阳光明媚，行人如织，一切都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。可这一切都与我无关。我的世界，在那个发现婚纱照的清晨，就已经崩塌成了废墟。而现在，我要在这废墟之上，为自己，讨一个公道。
回到公寓，我翻出那张老宅的边界图，拍下关键部分。然后，我以匿名的方式，向几个相关部门投递了举报信，内容是关于“广达信息咨询”公司可能存在的违规操作，以及对我老家拆迁过程中可能存在“内外勾结、提前泄露信息、不当诱导村民”的疑虑。举报信写得克制而模糊，不指望立即掀起波澜，只为打草惊蛇，或者，留下一个印记。
接着，我做了一件更直接的事。我整理了一份材料，包括那张婚纱照的打印件（处理过，看不清具体背景，但人脸清晰），李伟和王莉近期共同看房的视频截图，以及老家拆迁规划已公示的公开信息页面截图。没有添加任何主观指责，只是客观呈现时间线与事实。然后，我通过一个可靠的渠道，将这份材料的副本，寄给了李伟和王莉目前所在公司的纪检监察部门（如果他们有的话），以及王莉那个“神通广大”的表哥所在的单位。
做完这一切，我关掉了手机，拉上窗帘，把自己埋在彻底的黑暗里。没有想象中的快意，只有无尽的疲惫，和一种空茫的冰冷。我知道，这只是开始。蛇被打扰，一定会反扑。而我，已经没有退路。
几天后，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。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，等它响到第七声，才慢慢接起。
“喂？”是王莉的声音，失去了往日的甜润或温柔，带着一种强压的、冰冷的恼怒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。
我走到窗边，唰地一下拉开窗帘。外面天色阴沉，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城市的天际线，一场大雨正在酝酿。街上的行人加快了脚步，车辆匆匆驶过，溅起小小的水花。整个世界，仿佛都在急着躲进一个安全的屋檐下。
我握着手机，看着玻璃窗上自己模糊的倒影，缓缓开口，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陌生：
“是我。天气不好，要下雨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