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早晨，我像往常一样挤进地铁，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推送——辽宁某地，一对南方情侣在路边嬉闹，女孩开玩笑说电线杆舔一下会粘住舌头，男孩非要尝试，结果真的拔不下来了。我嗤笑一声划走推送，完全没想到这个荒诞的新闻，会成为揭开我生活另一面的钥匙。
我叫田颖，三十四岁，在一家不大不小的企业做中层管理。生活就像办公室窗外那排整齐的梧桐，每年规律地绿了又黄。直到周二下午，人事部通知我，部门要调来一位新同事。
“是从辽宁分公司调来的，叫陈树。”主管说。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这个名字太常见了，我对自己说，不会是他。
但当他走进会议室时，我手中的咖啡杯差点滑落。虽然十五年过去了，虽然他的金边眼镜取代了当年的黑框，虽然合体的西装包裹着已经发福的身形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张嘴角有颗小痣的脸。
“各位同事好，我叫陈树，来自辽宁分公司。”他的声音比记忆中低沉，但那种特别的尾音还在。
散会后，他在走廊叫住我：“田颖？真是你啊！”
我僵硬地转身，挤出一个职业微笑：“陈树，好久不见。”
“得有十五年了吧？”他感慨，“自从你离开村子后，咱们就没见过了。”
“村子”这个词像一根针，轻轻扎在我精心包裹的生活表面。我含糊应了几句，逃也似的回到办公室，关上门，手心全是汗。
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。窗外的城市灯光透过窗帘缝隙，在地板上切出苍白的长条。我想起辽宁老家那个叫靠山屯的小村庄，想起村口那根老旧的木头电线杆，还有1998年冬天，陈树被粘在上面的舌头。
那年我们十七岁，是前后桌。他是个调皮捣蛋的男生，我是沉默寡言的班长。腊月二十三，小年，村里停电了。电工说是变压器出了问题，陈树自告奋勇要去邻村喊人来修。
“我骑自行车去，快！”他搓着手，嘴里呵出白气。
我正帮奶奶扫院子，抬头看见他推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往外走。天阴沉沉的，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，像是要下雪。
“可能要下雪，路上小心。”我不知道为什么多说了这一句。
他咧开嘴笑，露出两颗虎牙：“班长关心我啊？”
我没理他，继续低头扫雪。但半个小时后，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村长的破锣嗓子：“有人没？来俩人！陈树那小子出事了！”
我和几个大人跑到村口时，看见了一幅诡异的画面——陈树弯着腰，脸贴着那根刷了绿漆的木电线杆，一动不动。走近了才听见他含糊的呜咽声，像被捂住嘴的狗。
“咋回事？”他爸冲过去。
陈树说不出话，只是“呜呜”地挣扎。我绕到侧面，看到了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景象——他的舌头，粉红色的、带着唾沫丝的舌头，牢牢地粘在冰冷斑驳的电线杆上。
“这傻小子舔电线杆了！”王电工一拍大腿，“这大冷天的，铁沾舌头就下不来！快，拿温水！”
后来大人们用温水浇，才把他的舌头解救下来。陈树下嘴唇裂了个口子，渗着血丝，一个星期说话都不利索。同学们笑了他整整一个学期，但他从没解释过为什么要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，去舔一根冰冷的电线杆。
只有我知道原因。
那天他推车离开前，我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听说铁的东西冬天不能舔，会粘住。”他回头，眼睛亮晶晶的：“真的假的？我偏要试试。”
我以为他开玩笑。
第二天课间，他肿着嘴唇，含糊不清地对我说：“田颖，你咋不拦着我？”
“我拦得住吗？”我低头写作业，不敢看他的眼睛。
“要是我说，我是为了验证你的话才舔的，你信不？”
笔尖戳破了作业本。我没回答，他也没再问。春天开学时，陈树一家搬去了镇上，我们再无联系。而我，在三年后考上南方的大学，彻底离开了那个冬天会粘住舌头的村庄。
此刻，凌晨三点的城市一片寂静。我打开手机，重新找到那条新闻，仔细阅读每一个字。地点是辽宁抚顺的一个小镇，时间是一周前。情侣中的男孩被消防员用温水救下，无大碍，成了当地一桩笑谈。
我关掉手机，黑暗中，奶奶临终前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：“小颖，有些事，不知道比知道好。”
奶奶是在我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去世的，肺心病。她走前的那个夏天异常闷热，吊扇在头顶“嘎吱嘎吱”地转，她枯瘦的手紧紧抓着我的手腕，眼睛盯着褪了色的房梁。
“村口那根电线杆......”她喘着气，“你离它远点。”
“奶奶，我在南方工作，不回去了。”
“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奶奶的眼神变得很奇怪，浑浊的眼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，“那下面......那下面有东西。”
护士进来换药，打断了谈话。等再回头，奶奶已经睡着了。三天后，她安静地走了，那句话成了永远的谜。
接下来的几周，陈树迅速融入了团队。他业务能力强，为人圆滑，很快成了部门的红人。我们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同事距离，谁都没提过去。只是偶尔，我会捕捉到他看我的眼神——那不是看老同学的眼神，而像是在审视什么。
周五部门聚餐，几杯酒下肚，气氛活跃起来。有人提起那个电线杆粘舌头的新闻，大家哄笑。
“陈树，你是辽宁人，你们那儿真有这种事？”小李问。
陈树晃着酒杯，冰块撞击杯壁发出清脆的响声：“有啊，我小时候还被粘过呢。”
一桌人顿时来了兴趣：“真的假的？快讲讲！”
我握紧水杯，指节发白。
“就小时候调皮嘛。”陈树轻描淡写，“冬天舔了电线杆，结果下不来，最后还是我爸拿温水浇开的。”
“疼不疼？”
“疼啊，掉了层皮。”他笑着，目光却落在我脸上，“不过比起有些事，这点疼不算什么。”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聚餐结束，陈树主动提出送我。车行驶在夜晚的高架上，两侧的楼宇灯火通明，像一座巨大的电路板。
“你奶奶走的时候，你在她身边吧？”陈树突然问。
“嗯。”
“她有没有......跟你说什么特别的话？”
车载电台正放着老歌，歌手沙哑地唱着“往事不要再提”。我盯着窗外流动的光影：“没有。你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“随便问问。”他打了转向灯，驶下高架，“对了，村里要拆迁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我很多年没回去了。”
“就上个月的事。”陈树说，“开发商看中了咱们村那块地，要建度假村。村口那根老电线杆，第一批要拆。”
红灯亮起，车停在斑马线前。行人匆匆走过，一张张陌生的脸在路灯照明下忽明忽暗。
“拆了就拆了吧，都旧了。”我说。
“但有些东西，拆了反而会露出来。”陈树的语气很轻，却像重锤砸在我心上。
车停在我家小区门口，我道谢下车。陈树降下车窗：“田颖，有时候我觉得，咱们那代人身上都粘着点什么，就像舌头粘在电线杆上，使劲扯会疼，但不扯，就一直粘着。”
他没等我回应，开车走了。夜风很冷，我站在路灯下，看着尾灯消失在拐角，忽然打了个寒颤。
那个星期天，我鬼使神差地买了一张回辽宁的机票。飞机落地时，天空飘着细雪，这是我离开十五年后，第一次回到东北。从机场到靠山屯要转两趟车，最后一程是破旧的中巴，颠簸在积雪未消的乡道上。
窗外是熟悉的、却又陌生的风景。白桦林少了，大棚多了；土路变成了水泥路，但路边堆着的柴火垛和锈迹斑斑的农用机械，依然透着记忆中的气息。
村口到了。我提着行李下车，第一眼就看见了那根电线杆。
它比记忆中矮小了许多，绿色的漆几乎掉光了，露出黑褐色的木头本体。杆身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——通下水道、收购粮食、办证，层层叠叠像时代的牛皮癣。杆顶架着的电线歪歪斜斜，伸向灰蒙蒙的天空。
电线杆周围已经拉起了警戒线，旁边立着施工告示牌。几个村民揣着手在旁边聊天，看见我，投来好奇的目光。
“哟，这不是老田家的孙女吗？”一个满脸皱纹的大爷眯着眼认出了我。
“王爷爷。”我认出了，这是当年的王电工，如今已老得背都驼了。
“回来看看？正好，再不看看不着了。”他吐了口痰，“过两天就拆了。”
“为什么一定要拆这根？不能挪个位置吗？”
王电工和其他几个村民交换了一个眼神：“开发商说了，这里是规划的主入口，必须拆。再说了，这杆子年纪比我还大，早该换了。”
“我听说......”我斟酌着词句，“这下面有东西？”
空气突然安静了。风卷起地上的雪沫，打在电线杆上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。
“谁瞎说的？”一个胖大婶声音尖利起来，“一根破电线杆，下面能有啥？就有也是老鼠洞！”
“就是就是。”其他人附和着，但眼神都在躲闪。
我识趣地不再追问，拖着行李箱往老屋走。院子里的老梨树还在，光秃秃的枝丫指向天空。房子已经破败不堪，窗玻璃碎了几块，门上挂着生锈的锁。我从包里翻出钥匙——奶奶去世后，我再没回来过，但钥匙一直留着。
锁已经锈死了，根本打不开。我正发愁，身后传来脚步声。
陈树站在雪地里，穿着黑色羽绒服，像突然从地里冒出来。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惊讶。
“公司休假。”他走到门前，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和一根铁丝，“猜到你打不开。”
他往锁孔里喷了点液体，用铁丝捣鼓几下，“咔哒”一声，锁开了。门轴发出刺耳的呻吟，屋里的霉味扑面而来。
“你经常回来？”我问。
“每年都回。”陈树踏进屋子，动作熟稔得像回自己家，“看看老房子，给坟上添把土。”
堂屋的摆设还保持着奶奶生前的样子，只是落满了灰。柜子上摆着爷爷奶奶的黑白照片，镜框玻璃已经模糊。我用手擦出一块清晰，照片里年轻的爷爷奶奶微笑着，身后是土坯房和那根电线杆——那时它还新，刷着鲜亮的绿漆。
“奶奶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”我轻声问。
陈树从包里掏出两瓶矿泉水，递给我一瓶：“你知道这根电线杆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吗？”
“我小时候就在了。”
“1958年秋天。”陈树准确地说出一个年份，“村里通电，这是第一根电线杆。立杆那天，全村人都来看热闹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”
“我爸告诉我的。”陈树拧开瓶盖，“立杆要挖很深的坑，那天挖到一半，挖出了东西。”
我屏住呼吸。
“是一具骸骨。”陈树的声音在空荡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，“已经烂得差不多了，但能看出是个孩子，不超过十岁。身边有个生锈的铁皮盒子，里面有几颗玻璃珠，还有一张字条，但字迹已经模糊不清。”
我的后背窜上一股凉气：“后来呢？”
“1958年，大跃进，全村都在为通电欢欣鼓舞。一具无名孩子的尸骨，谁会放在心上？”陈树笑了，那笑容很冷，“村长让人把骸骨挪到乱葬岗，电线杆照旧立在那里。但参加立杆的几个年轻人，后来都出了事。”
“什么......什么事？”
“王电工的大哥，第二年开春掉进水库淹死了。李会计的儿子，六零年饿死了。还有我爷爷......”陈树顿了顿，“在电线杆立起来第三年，在杆下检修时，被掉下来的横担砸中脑袋，当场死亡。”
屋子里的温度似乎骤降了几度。我抱住手臂：“你是说，那孩子的......”
“冤魂？诅咒？”陈树摇头，“我不知道。我爸也不信，他说都是巧合。但村里老一辈人都说，那孩子阴魂不散，附在了电线杆上。所以冬天特别冷，舔了会粘住——那是他在找替身，想把人的魂留下来陪他。”
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，雪下得更密了。屋子里没有电，阴影从墙角慢慢蔓延。
“奶奶也知道这个故事？”
“全村人都知道，只是后来都不提了。”陈树说，“但事情没完。1995年，电线杆第一次大修，换掉了腐朽的底部。你猜工人在原来的坑里发现了什么？”
“又......又有骸骨？”
“不。”陈树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中闪着奇异的光，“是那个铁皮盒子，这次保存得完好一些。有人打开了，字条上的字能辨认了。”
“写的什么？”
“只有三个字：我等我。”
“等我”？等谁？
陈树没有回答，而是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。那是一张翻拍的旧字条，纸质发黄，上面是歪歪扭扭的铅笔字——我等我。字迹稚嫩，像是孩子写的。
“这盒子现在在哪儿？”
“不知道。有人说被当时的工人拿走了，有人说被村长收起来了，也有人说根本不存在，是有人编的故事。”陈树收起手机，“但我知道的是，看过那张字条的人，后来都离开了村子。包括我爸，包括我，包括你。”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：“你舔电线杆那天，真的是因为我说了那句话？”
陈树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
“那天，我看见杆子下面有东西在发光。”他终于开口，“像玻璃的反光。我以为是宝石或者什么，就凑近看。结果发现是冰凌反射的阳光。但当时不知怎么的，就想舔一下试试。现在想想，可能真的是被什么迷了心窍。”
屋外传来喧哗声。我们走到窗前，看见村口围了一群人，似乎发生了争执。
“是拆迁队提前来了。”陈树说。
我们赶过去时，场面已经有些混乱。几个穿工装的男人正要动手拆电线杆，被村民围住了。王电工挡在最前面，老脸涨得通红。
“不能拆！这杆子不能拆！”
“老爷子，这是施工规划，您别妨碍我们工作。”工头模样的人试图讲道理。
“规划个屁！这下面有......有东西！”
“有什么？您说清楚。”
王电工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。其他村民也都沉默着，但就是不让开。
我看着这群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，他们脸上的表情不是对一根电线杆的眷恋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、近乎恐惧的固执。
“王爷爷，您就告诉我们吧。”我走上前，“这下面到底有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拆？”
王电工看着我，又看看陈树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挣扎。雪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很快融化成水珠，顺着皱纹流下来，像眼泪。
“晚上来我家。”他终于哑着嗓子说，“晚上，我都告诉你们。”
王电工的家在村子最西头，是三间老旧的平房。我们晚上八点敲门时，他已经在炕上摆好了小桌，上面有一壶白酒，三个杯子，和一碟花生米。
炉火烧得正旺，屋子里暖烘烘的，却驱不散某种阴冷的气氛。
“坐。”王电工盘腿坐在炕上，给我们倒酒。
酒过三巡，他的话匣子打开了。
“1958年，我十六岁。”他抿了口酒，眼睛望着空气中某个虚无的点，“那年秋天，村里要通电，公社派了技术员来。立第一根杆子那天，全村像过年。我大哥二十岁，是村里的壮劳力，也去帮忙挖坑。”
“坑挖到一米深，铁锹碰到了硬东西。我大哥以为是石头，使劲一撬，结果撬出来一个头骨。”
尽管有心理准备，我还是打了个寒颤。陈树握酒杯的手紧了紧。
“那是个孩子的头骨，很小。”王电工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可怕，“大家吓了一跳，但没停手，继续挖，挖出了一具完整的骸骨。衣服都烂没了，身边有个生锈的铁盒子。”
“技术员说，可能是以前闹饥荒时饿死的孩子，随便埋的。那时候死人多，不稀奇。村长让人把骨头捡到草席上，准备埋到乱葬岗。我年轻，好奇，趁人不注意打开了铁盒子。”
王电工的手开始发抖，他放下酒杯，用双手握住：“里面有几颗玻璃珠，都脏了。还有一张折起来的纸，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。上面用铅笔写着三个字：我等我。”
“我等我？”我重复道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王电工摇头，“我当时也没明白，就把纸放回去了。村长后来把骨头埋了，电线杆照常立起来。但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。”
他的眼神变得空洞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夜晚。
“我梦见一个孩子，看不清脸，站在电线杆下面朝我招手。他说：‘等我，等我。’我想走近，他就后退，一直退到杆子里面，不见了。”
“第二天，我跟我大哥说了这个梦。他骂我胡思乱想，但我看得出，他也害怕。因为那天晚上，他也梦见那孩子了。”
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炉火“噼啪”的响声。窗外的风呼啸着，像有什么东西在哭。
“后来呢？”陈树问。
“后来，第二年春天，我大哥在水库淹死了。”王电工的声音哽咽了，“捞上来时，他手里紧紧攥着一颗玻璃珠，蓝色的，和铁盒子里的一模一样。”
我倒抽一口冷气。
“村里人都说，是那孩子找替身。但我不信，我觉得我大哥是被人害的。因为他死前一天，跟我说他知道了那孩子是谁。”
“是谁？”我和陈树同时问。
王电工却摇头：“他没说完。只说要去找村长问清楚，然后就......”他抹了把脸，“再后来，李会计的儿子饿死了，陈树他爷爷被砸死了，还有几个参与立杆的人，也都出了各种事。大家才真的怕了，都说那电线杆不干净。”
“所以您不让他们拆，是怕......”
“怕什么？怕又出事？”王电工苦笑，“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还怕死吗？我是怕真相永远埋在地下，那孩子永远等不到他要等的人。”
“您觉得他在等谁？”
王电工看着我们，目光在我们脸上来回移动：“你们俩，真的一点都不知道？”
我和陈树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困惑。
“那孩子，姓田。”
我的大脑“嗡”的一声，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。姓田？我们村姓田的只有我们一家，是从我爷爷那代搬来的。
“不可能......”我喃喃道，“我爷爷是独子，我爸爸也是......”
“你爷爷有个弟弟。”王电工缓缓说，“1943年，六岁，走丢了。全家人找了三个月，没找到，后来就当他死了。”
1943年，走丢，六岁。铁盒子里的玻璃珠，孩子的骸骨。
所有的碎片开始拼凑，但拼出的画面让我浑身发冷。
“您是说，电线杆下的骸骨，是我爷爷的弟弟，我的......叔公？”
“只是怀疑。”王电工说，“你爷爷从来没承认过。当年发现骸骨时，他去看过，但说不是。后来他坚决反对拆电线杆，直到去世前，还叮嘱你奶奶，让你离杆子远点。”
我终于明白奶奶临终前那句话的意思了。她不是让我物理上远离电线杆，而是让我远离这个秘密，远离这个被埋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家族伤痕。
“为什么现在又告诉我们？”陈树问。
“因为我要死了。”王电工平静地说，“肺癌，晚期。医生说最多三个月。我不想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。还有......”他看向窗外，“我最近又梦见那孩子了。他在雪地里站着，还是说：‘等我，等我。’但这次我看清了他的脸。”
“像谁？”
王电工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：“像你，田颖。特别是眼睛，一模一样。”
回去的路上，雪已经停了。月光照在积雪上，反射出幽幽的蓝光。我和陈树并肩走着，谁都没说话，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
走到老屋前，陈树突然说：“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小时候，你奶奶从来不让你靠近那根电线杆。有一次你追蝴蝶跑过去，她发了很大的火，还打了你。”
我想起来了。那年我七岁，追着一只黄蝴蝶跑到村口，奶奶冲过来一把将我拽回去，在我屁股上狠狠打了两下。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，我哭得很伤心，不明白为什么。
“她是在保护你。”陈树说。
“保护我什么？保护我不被一个死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孩子的鬼魂伤害？”
“也许不是鬼魂。”陈树停下脚步，转身面对我，“也许，他在等人给他一个交代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在老屋的炕上辗转反侧。月光从破了的窗户纸漏进来，在地上投出诡异的光斑。我仿佛能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站在光里，看不清脸，只是静静地站着，等着。
“等我，等我。”
凌晨时分，我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做了一个梦。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六岁的男孩，穿着打补丁的棉袄，在雪地里奔跑。手里攥着几颗玻璃珠，蓝色的，绿色的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有人在后面追我，我看不清是谁，只知道要跑，拼命地跑。跑到村口，突然摔倒了，玻璃珠撒了一地。我趴在地上，看见一双黑色的布鞋停在我面前。
抬头，是一张模糊的大人脸。他弯腰捡起一颗玻璃珠，然后伸手指了指旁边的坑——那个后来立电线杆的坑。
“下去。”他说。
我想喊，但发不出声音。他推了我一把，我掉进坑里，泥土从四周落下来，盖住了我的眼睛，我的嘴，我的鼻子......
我惊醒过来，浑身冷汗。天刚蒙蒙亮，窗外传来施工机械的轰鸣声。
他们提前动工了。
我披上衣服冲出去，看见村口已经围满了人。挖掘机巨大的铲斗高高举起，对准了那根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电线杆。
“不能拆！”我大喊，但声音被机器的轰鸣淹没。
王电工也在人群中，他试图冲过去阻拦，被两个工人架住了。其他村民大多沉默地看着，脸上是复杂的表情——有恐惧，有解脱，也有麻木。
“轰——”
电线杆倒了，扬起一片雪尘。它横在地上，像一具巨大的尸体，断裂处露出腐朽的木质纤维。
挖掘机开始挖坑，要清除地基。铲斗一次次深入，挖出冻土、石块、碎瓦。围观的村民屏住呼吸，仿佛在等待什么从地下冒出来。
当坑挖到一米多深时，铲斗碰到了硬物。不是石头，是另一种声音——金属撞击的声音。
“停！停一下！”工头喊道。
挖掘机停下来。所有人都凑过去看。坑底，在冻土和碎石的混合体中，露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的一角。
时间仿佛凝固了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风呼啸而过。
工头跳下坑，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挖出来。它大约鞋盒大小，锈蚀得很厉害，但还能看出原本是装饼干的盒子。上面模糊的图案，是一个戴帽子的小男孩。
盒子被传上来，放在雪地上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上面。王电工挣脱了搀扶，颤巍巍地走过去。
“打开。”他说。
工头用工具撬开已经锈死的盒盖。里面没有骸骨，只有几颗玻璃珠，蓝的，黄的，红的，在雪地的映衬下闪着黯淡的光。还有一张折叠的纸，用塑料布仔细包裹着。
工头小心地展开塑料布，取出那张纸。纸质发黄变脆，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——
“我等我哥田大山来接我。他说去买糖，叫我在这里等。天黑了，我冷。但我等我哥。”
落款是“田小山，民国三十二年冬”。
民国三十二年，1943年。田大山是我爷爷的名字。田小山，那个走丢的六岁孩子，我的叔公。
他不是走丢的，是被遗弃的。不，也许不是遗弃，是遗忘。我爷爷去买糖，让他等，然后发生了什么？战争？慌乱？还是单纯的遗忘？一个六岁的孩子，在寒冬的村口，从天亮等到天黑，从希望等到绝望，最后冻死在那里，手里还攥着哥哥答应要换糖的玻璃珠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人啜泣起来。是王电工，他老泪纵横：“我就知道......我就知道......”
陈树扶住摇摇欲坠的我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所有的猜测都被证实，但真相比想象更残酷。
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弟弟。每次我问起家里的往事，他总是含糊其辞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他背负了这个秘密一生。他不敢承认电线杆下的骸骨是小山，因为他无法面对是自己让弟弟在寒冬中等待至死的事实。
所以他反对拆电线杆，不是怕鬼魂，是怕真相。怕人们知道，田大山，那个受人尊敬的老村长，曾经犯下多么不可饶恕的过错——哪怕那可能只是个意外，只是个孩子的疏忽。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工头问。
按照程序，发现无名遗骨要报警，要做鉴定，要通知可能的家属。但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，家属就在现场——我。
“我来处理。”我的声音出奇地平静，“我是他唯一的亲人。”
接下来的三天，我办理了所有手续。公安局做了dNA比对，确认骸骨与我有亲缘关系。我领回了那个小小的骨灰盒，和那个铁皮盒子。
出殡那天，雪又下了起来。我抱着骨灰盒，陈树帮我撑着伞。村里能来的老人都来了，默默跟在我们身后。我们把田小山葬在了爷爷奶奶的坟旁，立了一块简单的碑。
碑文只有一行字：“田小山（1937-1943），终于等到了回家。”
下葬时，王电工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打开，里面是一颗蓝色的玻璃珠。
“这是我大哥手里攥着的那颗。”他说，“现在物归原主。”
我把玻璃珠放进墓穴，和骨灰盒一起。泥土一点点覆盖上去，覆盖了一个六十年的等待。
回城的飞机上，我靠着舷窗，看下面的云海。陈树坐在旁边，递给我一杯热水。
“你恨你爷爷吗？”他问。
我想了很久，摇头：“不恨。我想，他一生都在后悔。不拆电线杆，让弟弟的遗骨留在那里，也许是他惩罚自己的方式。他觉得弟弟在等他，就像当年等他买糖回来一样。所以他让弟弟等，自己也一起等，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原谅。”
“现在他等到了。”
“是吗？”我看着窗外，“小山等的真的是原谅吗？还是一个解释？一个为什么哥哥没回来的理由？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。”
飞机穿过云层，阳光突然洒进来，刺得我睁不开眼。我想起那个荒诞的新闻，那个舔电线杆被粘住的男孩。我们每个人，不都被什么东西粘住了吗？爷爷被愧疚粘住一生，小山被一句“等我”粘在寒冷里六十年，王电工被秘密粘住大半辈子，而我，被这个突然揭开的家族伤痕粘住，从此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一无所知的自己。
舌头粘在冰冷的铁上，硬扯会撕下一层皮，血肉模糊。但如果不扯，就会永远粘在那里，在寒冬中凝固成标本。
有些伤口，必须撕开才能愈合。有些真相，必须面对才能解脱。
飞机开始下降，城市的天际线在视野中浮现。我摸了摸口袋里那个生锈的铁皮盒子，它很小，很轻，却装着一个孩子一生的等待。
“等你，等我。”
我轻声说，不知道是对小山说，还是对自己。
陈树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手很暖。我们相视一笑，那笑容里有痛，有悲伤，也有释然。
飞机落地时，我收到一条新闻推送——靠山屯的电线杆拆除后，在原址立了一个小小的纪念碑，不是纪念那个荒诞的传说，而是纪念一个在战争中失踪、如今终于回家的孩子。
纪念碑的基座上刻着一行字：“献给所有等待和被迫等待的人。愿你们最终都能回家。”
我关掉手机，深吸一口气。机场外，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，像星星落入人间。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当我再看到电线杆，看到的将不再是一个荒诞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关于等待、遗忘和原谅的寓言。
而我自己，也将带着这个新的视角，继续在这个既冰冷又温暖的人间，走下去。也许还会被粘住，但至少，我学会了用温水，而不是蛮力，去解开那些生命中的冰冻时刻。
因为有些东西，需要温柔以待。就像那个在寒冬中等待的六岁孩子，他等的，也许从来不是一句道歉，而是一个温暖的拥抱，一句“我回来了，我们回家”。